巴歌浪：把家蓋成一艘船的男人

黃村長與他半生的返鄉造船記

序：一艘停泊在稻田與海之間的船

台11線公路，花蓮豐濱與台東長濱交界，太平洋就在路的東側翻著浪。轉進一條小路，會先看到一片臨海的草地，然後才看到那艘「船」白色的水泥船身，船頭朝海，靜靜停泊在原本是一片農田的土地上。這裡是巴歌浪船屋藝術園區。

「巴歌浪」是阿美族語，據當地的說法，這個詞象徵著一件事情的結束：早年部落在海邊舉行儀式之後，人們會互相叮嚀、調適心情，然後回到正常的生活。對黃建治來說，這個名字也像是他自己人生的寫照——從離鄉到返鄉，從失敗到重新開始，一次又一次把日子過回正常。

這艘船，他蓋了將近半輩子。

一、從工地學徒到包工頭

黃建治不是讀書的料，他自己也不諱言：「我只是國中畢業。」民國70年（1981年）退伍後，他和許多同時代的花東青年一樣，北上台北討生活。那正是台北市大興土木、高樓一棟棟蓋起來的年代，景氣最旺的時候。他從工地做起，跟著別人一點一滴學，學了一陣子之後開始「包工」，當起小包工頭，蓋的是十幾層、二十層的大樓。「從手摸到後來，包工我都很了解」，這段在台北工地打滾的歲月，讓他練就了一身看土地、懂排水、會蓋房子的真本事——而這身本事，多年後成了他親手打造巴歌浪船屋最重要的資本。

但北漂的日子裡，他心裡始終有個疙瘩：「為什麼我們在地的人，要去台北賺錢？」他看著部落的年輕人把家鄉的地賣掉，跑去台北買房子；而台北的有錢人，卻反過來用低價買下花東的土地。他記得，當年像自家這麼大的一塊地，大概十萬塊就能買到，那時候台北一間房子已經要三、四百萬。這一來一往之間，他漸漸生出一個念頭：為什麼不能回來，在自己的土地上做點什麼？

二、木雕，與說不出口的鄉愁

回鄉之前，黃建治其實已經在台北和朋友玩起了木雕。他發現自己對這件事有天分，作品也有人欣賞。但很快他也發現了自己的侷限：「我木雕也很會玩，人家也會欣賞，但是叫我們去把這個作品變成藝術，太難。」因為藝術要能被說出來、寫出來，要有詩意，要能被論述——而他不是科班出身，「文筆不是那麼好」。這段自我剖析，日後也成了他理解「巴歌浪」為何屢屢被媒體簡化、被消費、卻始終賺不到錢的一把鑰匙：會做事，不代表懂得說故事、懂得經營。

他在台北與花蓮之間來回奔波了十幾年，木雕沒能換成穩定的收入，「一直玩木頭幹嘛？」的自問，最終把他推回了故鄉。

三、一場颱風，一塊被浪打壞的田

真正讓他下定決心的，是一場颱風。那年颱風浪大，海浪一路打進家裡靠海的那塊農田，把地打壞了一部分。母親當下的反應是：「都已經被破壞了，乾脆早點賣掉，買別的地方的地。」但他卻有不同的想法——與其賣掉，不如留下來，自己想辦法。母親後來也點了頭。

這個決定，正好碰上了花東觀光的一波浪潮。大約民國89年（2000年）前後，秀姑巒溪的泛舟與花蓮外海的賞鯨活動剛剛興起，人潮開始湧入。一天泛舟的人潮就有兩千多人，賞鯨也有七、八百人。他的弟弟正在賞鯨船上當解說員，天天帶著滿船的遊客出海。一塊被颱風打壞、幾乎要被賣掉的農田，就這樣被留了下來，準備迎接一個新的用途。

四、把房子蓋成一艘船

既然弟弟每天帶著遊客賞鯨，乾脆把自家的房子蓋成一艘船的樣子，當作弟弟事業的特色，也希望能吸引人潮。當時手頭並不寬裕，最初只打算蓋一層樓，形狀有點像舢舨，還沒有二樓。

第一版設計圖是請設計師畫的，但黃建治怎麼看都不滿意：「他沒有那個船頭，也沒有這樣尖尖的，畫得有點像菜刀一樣，沒有頭，是直線的。」船本來該有的船尾曲線，也被畫成一條直線。他忍不住跟設計師直說：「你這畫得不像船，像菜刀一樣，你直接畫一艘船嘛。」設計師被將了一軍，索性回他一句：「那你自己弄。」

於是真的自己動手畫了起來。憑著在台北蓋十幾、二十層樓房練出來的底子「懂土地、懂排水、懂施工」他一邊畫、一邊蓋，一層蓋上去，再往上加一層，造型也越來越像一艘真正的船。那個年代建築法規還沒有現在嚴格，等設計師再回來的時候，房子已經蓋得差不多了，只好重新測量、把圖補畫回去，補上一張正式的設計圖。

2001年，這艘造型獨特的船屋落成，很快就吸引了目光；隔年，配合政府頒布的「民宿管理辦法」，正式轉型為合法民宿經營。

五、鎂光燈來得太快

船屋還沒完全整理好，媒體就已經聞風而至。那個年代手機還不普及，主要的宣傳管道是報章雜誌，「壹週刊那種的」一家接一家跑來報導，曝光度一下子拉得很高。人潮跟著湧入，黃建治卻笑不出來：「人那麼多進來，我們一毛錢也沒賺到，沒有留住。」遊客來這裡，多半只是拍拍照就走，他形容自己那段時間「好像明星一樣」被看、被拍，卻換不到實質的收入。

多年後回頭看，他對這一段有很清楚的檢討：「當時我開放得太大、太早，什麼都還沒做好，就開始一次全放。」他認為正確的順序應該反過來，先封閉起來，把園區整理好、把該準備的東西準備齊全，再開放迎客。「方法錯，走的路也錯，但方向是對的」，這是他給自己這段摸索期下的註腳。

六、克難歲月：自己釘的地板，自己找的彈簧床

沒有太多資金，巴歌浪最初的民宿房間全靠自己動手。木頭地板是他們自己訂製、自己一片片釘上去的；房裡擺的是小小的彈簧床，能睡就好。當時一間房大約八百元，賺得不多，但至少有一筆錢能夠周轉，讓園區其他部分能夠慢慢整理下去。

因為住宿的房間有限，園區也發展出露營區，接待賞鯨船帶來、但住不進民宿的旅客過夜，只是那時候的廁所也十分簡陋。整個園區，就是一邊做生意、一邊還在整理，冬天遊客少的時候繼續補強，夏天旺季再拿出來使用。

七、921之後，一群台中孩子教會我說話

921大地震後，中華鯨豚學會安排台中受災地區的孩子們前來花東散心療癒。那個夏天，巴歌浪一口氣接待了將近二十九個梯次的營隊，每梯次四到五天，一團出去、一團進來，幾乎沒有間斷。黃建治和幾個年輕人被找來帶隊，一組帶十個孩子，天天上山下海：去海邊、去賞鯨、去潮間帶。

「我們原本不會講話，被訓練，現在會講話。」他形容自己原本害羞，不是讀書人，也不擅言詞，卻在一梯又一梯的營隊裡，被逼著站到孩子們面前帶活動、講解生態、主持晚會，慢慢磨出了一身待人接物的本領。這段被外人視為「做公益」的經歷，反而意外補上了他年輕時在木雕路上最欠缺的那一塊——把事情說出來、講給別人聽的能力。

八、嚴長壽來了，說這是一艘「開不動的船」

熬過草創的頭十年，巴歌浪始終沒能真正賺到錢。轉機出現在幾年之後：在阿美族廚師陳耀忠的引介下，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董事長嚴長壽來到了巴歌浪。他看到船屋裡的設備，直言不諱地告訴黃建治：「你這個是一艘開不動的船。」意思是，這艘船本該是一個很豪華、很享受的地方，潛力十足，實際的硬體條件卻遠遠跟不上。

黃建治對此心知肚明，只是有心無力：「假設要裝潢，可能也要花到三、四百萬，可是我們進進出出的收入沒有那麼多，貸款利息可能都不夠付。」花東的觀光有明顯的季節性，夏天人多，冬天冷清，遊客從北部、中南部遠道而來，光是交通時間與油錢就是一筆負擔——「你要來到這裡，到底你的特色是什麼？」這是他常常反問自己的問題。

2010年，台灣好基金會爭取到交通部觀光局「東區國際光點計畫」，巴歌浪被列為輔導對象之一；隔年，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也將這艘船屋列為民宿產業輔導計畫的首發案例，結合陳耀忠的創意料理與部落文化、生態旅遊的元素，協助巴歌浪重新找到方向。這場相遇，讓黃建治這一路「方向對、方法錯」的摸索，終於等到了外部的專業眼光。

九、家有傳承

黃建治回鄉重新經營這片土地的時候，他的孩子還在讀小學。他常想，自己堅持不賣掉媽媽留下的這塊地，是為了讓下一代不必像當年的自己一樣，離鄉才能換得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你這邊那麼寬的園地，你要好好去經營，你還可以在這裡，開闊的地方。」他的兒子黃偉忠後來選讀了餐飲科，黃建治心裡的盤算，是希望這個有點像家族企業的地方，有一天能由孩子接手，把它繼續經營下去。

十、潮起潮落

這些年，巴歌浪面對的挑戰換了一批。COVID-19疫情期間，原本二樓經營的民宿業務一度停擺，園區逐漸把重心轉往一樓的無菜單海景料理，搭配木雕現場創作、燒畫展示與不定期的音樂表演，走出另一條路。黃建治也感受到少子化、疫後兩岸交流緊縮等大環境的變化，讓花東的觀光人潮不若從前。

2024年，巴歌浪又先後遭遇火災與地震的雙重打擊，一度陷入營運困境。當年9月至隔年1月，外太空藝術工作室發起「花花草草藝術支持計畫」群眾募資，號召各方協助船屋重建，延續部落文化、支持在地小農、推廣生態友善旅遊的初衷，募資計畫在2025年2月順利落幕，回饋品也陸續寄出。園區至今仍保留著船長室、大副室、輪機室、船員室等以船艙命名的主題海景房，以及能望見全台最早日出的臨海營地。

結語：讓錢流通，讓人走出去

回顧這一路，黃村長體悟出一套關於「流通」的樸素哲學。他說，一個地方不能只想著自己過自己的生活，關起門來自給自足：「你今天有一個倉庫的錢，你賺了那麼多，你沒有用他，你永遠在倉庫，等你死，還是在倉庫。」人要流動，才能看見世界；地方要開放，才能被世界看見。「我現在有沒有去美國？我知道有美國，可是我沒有去過，因為我沒有錢。」這句帶著幾分自嘲的話，某種程度上也是他造這艘船的初衷：他或許走不出花東，但他想辦法，把世界的目光，引到自己家門口的這塊海邊來。

從一塊被颱風打壞的農田，到一艘被媒體追逐卻賺不到錢的船，再到被嚴長壽點出「開不動」的窘境，一路摸索到今天結合藝術、餐飲與生態旅遊的巴歌浪。

這艘船，黃村長蓋了將近半輩子，而現在還在繼續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