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提到的是自己對於記錄片製作方面的檢討，可能是由於自己直播團隊的經驗，太過於相信自己運鏡的能力，也可能是自己害怕錯失事件的完整性所以不夠勇敢地換鏡位，採用一鏡到底的方式反而在剪接的時候更沒有辦法把事件完整呈現。在很多時候其實應該就要勇敢的切換鏡頭尺寸、焦點，注意畫面內的主角等等。另外穩定度也不夠高，看過毛片後的檢討是就算要快速移動鏡位也要將腳架當做單腳使用，這點是需要熟悉和練習，可能顯得麻煩，但得到的畫面才會是最好的。這是我第一次做記錄片的攝影師，本來以為雖然是學生製片但至少當過記錄片的導演能夠避免掉一些剪接跟拍攝時遇到相衝的問題，但還是讓問題發生了。

接著是對於蹲點這一陣子包含後製時候在思索的一些問題。這一個點並不是學長姐們口中說會照顧學生吃飽睡好的地方，也不是大家認為什麼雖然沒有數位落差但還是充滿歡笑的地方。這裡是新店，大台北的郊區，他們面臨的問題很現實。教會的陪讀班除了聖經規訓外是教英文做暑假作業。

我問孩子們數學及不及格很重要嗎？這個問題對我來說，是不重要的。我並不是一個考試成績好的人，我也拿過不少次十二分，五十六分，但那對我來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到底在事後的訂正有沒有做到，「不會弄懂就好」。只是當孩子們說：「很重要，而且考不好會丟臉」，我不禁猜測誰告訴他們的呢？誰告訴他們分數就是整個世界的評判標準呢？我想我也曾經在他們的階段裡過，只是總是會有人告訴我一些正向的話，並告訴我弄懂是比較重要的。如果他們的身邊只有告訴他們分數有多重要，那麼我很大膽的結論這裡連教育都在郊區，過渡的地帶。

事實上我不能夠如此結論。因為我深知短短十一天與土生土長在這的他們、他們的家長、在這裡教學六年的老師不能相比，因此我怎麼能評判他們的生活？而我同時也認為世界上沒有對與錯只有適不適合，接著我就開始想適不適合的問題。這裡的規訓，做錯就要罰、罵、打，這樣高壓的環境適不適合這些孩子。在這段期間裡我發現孩子們對於自己都沒有很大的自信。

有個女孩喜歡大聲說話，任何情況她都能說話。有個女孩整天駝著背，很少看到她笑。也有不喜歡被鏡頭拍攝到，但喜歡在我背後喃喃自語說著跟剛剛發生的事情似乎有關的其他經驗。不管大聲說話是不是想要吸引人的注意或者是為了什麼而駝背，可能都是我多想了，但我就是感受到他們似乎在一層油下的水裡游泳，有限度的開心，多數時候是被每天的例行公事填滿的生活著。

一位伊甸基金會的老師一個禮拜會來這裡帶才藝課和活動兩次，而在那些時候我覺得我好像在另一個世界裡，孩子們開心地笑起來，玩樂著。老師會稱讚他們，讓他們願意將自己會的再教給別人（例如縫紉）。於是我不知道教育是否需要找到一個嚴格管訓高壓與彈性和鼓勵方式的平衡，但我覺得絕對不能只有高壓。

紀錄片的製作讓我或長或短暫地參與著某些人的生命，我不知道我能留下一些什麼，也不知道能告訴這段生命故事以外的人什麼。不知道是一些省思或者一些批評，甚至一些反諷。不知道是一些溫暖，一些感傷，或者一些笑容。不確定自己的參與是否對他們的價值觀產生一些化學變化，不知道那個地方會不會因為自己的短暫參與而有一些新的元素和改變。當然我也嘗試去做，例如與孩子們分享自己曾經是個什麼樣的人，所以他們這樣也沒關係，或者一些質疑的問題刺激他們能思考自己的價值觀。希望自己能給這個地方一些正面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