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接近尾聲，卻記起越來越多過程中的細節，即便早就知道蹲點的計畫僅是十五日夜的風景，卻覺得這一切過得比想像中還快。

    在台北長大，讀的是台北的高中、念的是台北的大學，和部落青年宗儒的談話中有一種頻率相契的感覺，加上關心的事物有重疊，我覺得他離我很近。其實在聽到他說歧視與排外的部分，我相當有共鳴，這樣的共鳴包含了罪惡與委屈，因為這不單單是我曾有過這樣對於原生的質疑，更是因我也曾在滿腔熱血時，成了遭到排外的受害著。

    過去我長期關心著原運議題，或許是轉系之前是民族系的環境耳濡目染使然，在來到高士之前，曾在凱道上關心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議題有好一陣子，經歷了搭建、拆遷、搬移與堅持。但是，我也一直都存在一個巨大的疑問，關於我，我自己的身分，我有什麼理由為此努力？甚至是，我憑什麼發聲？曾經在凱道的時候，他們無奈地看著我說：「因為你就是沒有這個身分血統，所以你永遠不會真的理解『我們』。」所謂「我們」的邊界究竟是甚麼？在找到答案之前，我再也找不到理由說話、找不到合情合理的身分發聲。

    《憂鬱的邊界》中談到田野工作是這麼描述的：研究者和「他者」之間，永遠存在著一條看不見的界線，因此紀爾斯說我們只能去「深描」它—因為人類是懸掛在由他們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他強調「土著觀點」，也就是要從當地人的角度來理解政治、文化乃至於國家世界的看法，而這點卻是有別於過於濫用西方術語或觀點解釋自己和他人的方式。

    身為半個民族系的學生，我常常思考著什麼是田野調查，我和他者的距離究竟有多近、或是有多遠，同時也會懷疑自己看事情的視野，總覺得有一份沒自信，讓我覺得站得不踏實。在與宗儒的對談中，我也曾問過他是如何看待「社區工作」，他強調著，社區工作是一定需要花時間、要長時間投入沉浸的；要認識一個地方，是花上一輩子的時間都不夠的事情，15天的光景能看到的東西他也不能保證，畢竟認識一個人都不夠了，何況是包含感覺結構文化的地方、社區—這種由「人」所組成的社會群集合。

    正是因為有好多好多的疑問，讓我對於結束蹲點這件事情，除了捨不得之外，還多了一份焦慮和緊張，擔心自己來不及看見什麼就必須離開。最後，直白地談我這趟蹲點的心得，我認為最大的收穫就是那意料之外的蹲點服務，令我相當驚喜。其實在服務執行之前，我是真的很沒有信心，我很擔心自己其實沒辦法給予高士甚麼幫助，擔心自己就像是來訪的遊客，只能淺略的走訪然後離開。

    但在與當地青年交流企劃書的撰寫、簡報的製作使用及報告技巧時，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們對新知識的渴望，也才發現我所生長的環境讓我覺得很輕鬆簡單的事情，其實正是他們所缺乏的；而關於這點，我覺得最不需要的就是憐憫，而是透過不斷地交流補足，畢竟成長於都市的我，還有更多更多是我匱乏於他們的經驗。

    如果沒有透過這次服務的行動，就不會發現這樣的感受，以「介入的旁觀者」的身分去體會。但有時候，我覺得我很難避免地會太抽離，有時候卻又太過入戲。我想在這15天，我最害怕的就是被貼上台北人的標籤與想像，記得在一次喝酒聚會的場合，有位部落朋友開了我一個玩笑：台北來的很厲害嗎？當下的我明明知道是氣氛炒熱的娛樂效果，但我仍忍不住潰堤哭喊著：我生在台北是我能選擇的嗎？後來回想，我當下會這麼激動的反應其實是因為我太想要有一個族群觀念的身分，在城裡人與人之間是獨立生活，缺少部落的群聚文化與團結向心力；而當我浸在這之中的時候，我因為渴望成為其中一份子，但我更明白，我永遠不會成為他們。每個人的認同不甚相同，也都帶著各自的背景和記憶，身分雖然是一種認同，卻又無從選擇，是這樣的絕望令我語無倫次地抱怨。

    我想再引用阿潑的後記：身分邊界是不斷變動著的，要確定我是誰，往往都需要先知道我不是誰。而這些故事往往都是從旅行或是移動開始。旅行或是移動，是一種改變原本狀態的行為，他強迫你離開原本的位置、接觸生活範圍之外的人群，因為變化，感官變得格外敏銳。每個人類，每個生命，每個生活，都由微觀構成，關注這些微觀，那些宏觀敘事才能真正發生意義。她的文字與行動，是我蹲點過程中的養分與榜樣：以自身人類學及新聞學的訓練，運用文字與網路，傳遞想法、提供觀點也尋找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