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認為「蹲點•台灣」計畫提供如我一般的都市小孩，一個全新的體驗及視野。

會這麼說，並不是我把這一次的「偏鄉服務體驗」商品化成一個酷炫的套裝行程，相反地，我從不把觀光當成是深度了解在地文化的工具，因為不論自己規劃的多詳實，我知道我始終抱持著「花錢要物超所值」與「獵奇」的心態跟當地人交涉買單。

舉個例子，我在柬埔寨認識了一個嘟嘟車司機（tuk-tuk driver），他風趣且服務周到，相談甚歡之餘也互留聯絡方式。然而，這大部分是建立在利益交換的基礎上，也許下一次我重回柬埔寨會想搭他的車，但我們的關係僅止步於此，他不會成為我再一次前往柬埔寨的決定因素，也不會是我無聊時分享心情的對象，畢竟我們根本沒什麼情感聯繫。

但，蹲點很不同。

最大的不同，是我從未有身為觀光客的自覺，無論部落族人如何看待我與芷君兩位外來者，我都試圖融入當地。我清楚的感知到自己在這17天當中的「質變」，沒有誇張到脫胎換骨，卻褪去一層浮華不實的外衣、卸下小丑面具，不用委屈自己笑臉迎人，也不用如坐針氈從別人眼中找自己。

「誠以待人」是這趟旅程最大的收穫。

旅程之初認識邦文老師，往後一路上遇見的主佑媽媽、翠蘭阿姨、蔡承勳與阿嬤、早餐店阿姨、雜貨店阿姨、鐘勝興哥哥、頭目、副頭目、旅北青年、關懷站的老人家、松浦國小小朋友，還有許多一面之緣的當地居民，都讓我感受到毫無保留的真實。

什麼意思？當你懷著目的到一個陌生的地方，你期待當地人怎麼看待你？我相信至少不會是所有人都竭誠歡迎，但這種冷漠源自於不了解，正因居民的態度可以直接反應我們的受歡迎程度，因此，對於不同類型的居民，我們採取不同方式打交道，除了較能對症下藥，也保護自己不會輕易的被笑裡藏刀的鋒刃割傷。

來到福音的第二天晚上，我與芷君兩個興致沖沖的到聚會所，想要記錄下當地孩子們練習豐年祭舞蹈的英姿。但才剛架上單眼準備拍攝，就聽到帶唱歌的阿姨語氣不善的說：「不要拍，我說不要拍。」當下我整個愣在原地，勉強擠出一個笑容：「好，我知道了。」雖然嘴上這麼說，手腳硬是被嚇的慢了半拍，於是阿姨繼續：「要拍其他的可以，不要拍我們。」終於回神的我只能手忙腳亂的收器材，心裡一邊想著要怎麼釋出善意、道歉。我們在旁望穿秋水，卻沒等到一個攀談的機會或原諒的表情，儘管最後道了歉也表明來意，阿姨仍明顯不太願意進一步交流。

其實當下我很愧疚，我覺得自己是新聞系學生，卻還犯了這種拍攝前要先詢問對方意願的大忌。隔天，由於心裡還忐忑，就問了當時在練舞的蔡承勳，他坦言覺得這沒什麼不能給拍的，畢竟不論是玉里聯合豐年祭，還是自己部落的豐年祭，練這支舞本來就要讓大家欣賞。而事實也的確如此，從往後幾天的活動可以證明。

我想了想，認為這事還是我們錯了，雖然心裡知道阿姨並沒有一個很好的理由拒絕拍攝，但我們既是外地人，又還未與當地居民建立關係，貿然出現在對方生活圈中，甚至對當地人來說是懷著目的與審視眼光，這樣如何能取信於人？

在那之後，我們秉持著每天都露面的決心，時間一到就去聚會所當壁花，雖然有些格格不入，但總能撈到幾個可愛的孩子鬧成一片。儘管我們跟阿姨沒什麼對話，卻已經感受不到她的敵意，甚至某個慶功宴的夜裡，阿姨還出聲招待我們吃點心，雖然彼此心裡還有第一次見面的隔閡，但關係卻緩和許多，心裡的大石也總算放下。

我想這是以「誠」易「誠」的結果。倘若我們沒有放下相機、釋出善意，或惱羞成怒的轉身離去，那今天必定是截然不同的局面。當然，我們應該可以做的更好，若時光倒流，哪怕只是跟在旁邁開舞步，而不是站在一旁木訥的轉轉眼珠，別的不說，光是肢體語言就足以展現融入在地文化的決心，也別問我當時為何不跳，還不就是不敢跳嗎，又被罵偷學舞步怎麼辦。

像阿姨這樣防備心較重的族人不少，但慶幸的是他們並不會主動交惡於我們，我們更不會沒事挑釁。我直覺認為這不是件壞事，畢竟當你什麼也沒付出，怎能期待他人無條件的信任與友善？況且比起這些人，我更怕大城市裡口蜜腹劍、為利益驅使而諂媚他人者，這種人不僅難以防範，被糾纏後也更難脫身，總要吃幾次虧才懂得留心，不如部落的族人單純好相處。

我也反思，是什麼讓現代社會中人與人間的「誠信」如此廉價？毫無防備輕信於人者在世俗眼光中是標準的「傻子」，常被人坑還幫忙數錢，等到吃一塹、長一智，就往自己心上築牆。因為社會經驗教育你「防人之心不可無」，因為社會的劇本中所有人演的都不是自己，因此每個人都看不透、說話留七分，適度的距離與彬彬有禮的談吐成為冷漠的最佳偽裝。

好在這次蹲點，我褪下偽裝，認真過好生活，想到蔡承勳穿女裝時掛在嘴邊的那句：「做自己！」就被深深感動。我以誠待人，收穫許多善意的幫助與友誼，且在自己建立的新生活圈裡怡然自得，別人怎麼想我管不著、也懶得管，雖然在台北看人臉色那套早已練成習慣，但不代表我樂意油嘴滑舌的來對待每個接近我的人，面對福音部落，我選擇露出最真摯的笑容，迎來每一次的問候與不期而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