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場紀錄片的練習曲。

當初一邊細細查詢蹲點的相關資訊與活動內容時，我便一邊翻找著自己底心的想法：大二時接觸的服務學習，一直到兩三年後的現在，我還是沒有一個肯定的答案或是施力的方法。我知道服務怎麼做，愛心要怎麼奉獻，但在參與服務的一兩年間，我時常感到困惑，我們可不可以從更根本幫助到人家，或是，我們要改變的是哪一個環節？而更讓我感到挫折的是，我沒有所謂的「一技之長」可以運用在上面。我羨慕醫學系的學生，非常直接瞭當地提供至少的衛生醫療協助，我羨慕農業相關背景的人才，可以就當地的土地水利做出改善建議，這都是我在參與服務的過程中親身經歷過並深感震撼的， 我大概只能付出我的雙手了。

傳播的本質、傳播的特性是什麼？它會帶給現代人怎麼樣的影響與改變？

梁文道說:「我們做媒體的應該去反省，大眾傳媒那麼均質化的散佈在全國，我們傳遞出的訊息到底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給了他/她們一個什麼樣的世界觀和希望，而這樣的世界觀和希望會對他/她們形成什麼，我真的不敢講。」

還記得參加蹲點之夜的那一晚，我非常感動。現場的嘉賓都是各個社區的爸爸媽媽、學校校長，大家都好像一家人一般，暢談著生活、彼此問候。這跟我印象中那些長官雲集、不斷剪綵合影、致詞互相吹捧的企業成果發表會完全不同；我看見的是三支入圍影片的真誠感人，學生導演回憶起自己作品的謙虛與感動，看著社區代表們發表著感言，龍男、侯季然和郭力昕老師細述自己的經驗，當下我真正感覺到了這個活動的成功與用心，因為那是一種人跟人相聚的美好。

我們的蹲點社區：「台東縣南迴健康促進關懷服務協會」，說來特別，因為那裡有一位十分出名的徐超斌醫師，已有多家新聞做了徐醫師的專題報導。當各媒體都已經將焦點放在徐醫生的志業上時，我們兩個帶著簡單攝影器材的毛頭小子又該做些什麼？

我想我們就是「親近」，而這也是紀錄片的要項之一，我們住在那邊兩個禮拜，生活作息跟當地一樣，協會的人和徐醫師就把我們當小朋友，或是自己的學生。常常一個午後，大家閒坐談天，徐醫生就無意間道出一些心理話，那可能是他在面對媒體以及外在眼光之前，還沒有組織過的，最原初的一些想法，我可以感覺得出來他需要對象傾訴，他需要經由這些述說的過程來完整他腦袋裡的想法。

在台東，平日生活裡必備的7-11、報紙、電視等「便利」獲取不易，於是你會頓時發現時間的快慢掌握在自己手上，有時候是枯坐一個早上，有時候又不捨天光流逝希望時間慢點走……我們兩個異鄉客，與當地人相處也等於與攝影機鏡頭相處，你要怎麼留住那些眼神與眼神交會的片刻，卻又可以不打斷彼此拿起攝影機記錄下來？你要怎麼化解一些彼此並不了解的尷尬？我們帶有目的性的到訪是否也跟當地的生活有些扞格？這些問題都在我們的腦袋裡一日日發酵，卻也是尋找此次拍攝主要觀點的重要過程。

多麼好玩，我們從一種long stay的姿態生活在台東土坂，直覺性地拍攝了許多生活的畫面，然後回到都市，回到自己熟悉的工作上，面對著滿桌他鄉的回憶，從而組織、創造。剪接的過程痛苦、挫折充滿疑問，一直處在停滯與不耐的狀態，但時不時又會看著那些可愛動人的鏡頭，對著電腦傻笑。到最後，幾乎是又再次看到訪談裡徐醫師的那些話，我頓時領悟，再怎麼樣辛苦都要剪出來呀，我也要為徐醫師的理想出一份力，我也必須將徐醫師的想法一點一滴地散播出去。

「我們太容易生活在自己的一個範圍裡面了，以為我們的世界就是這個世界。其實只要我們走出去一步，或者就看看我們的親人，就會發現根本不是。我覺得我們應該去拍，不能那麼容易將真實世界忘記」電影導演賈樟柯如是說。

我一直很喜歡這句標語：「蹲低一點，看見台灣。」這是我對台灣對自己國家的關心，我想我很幸運。